【聯合報╱馬家輝】
中國大陸的《南方周刊》復刊了，初步抗爭算是成功，儘管其所謂成功只是回復原先狀態，例如出報前不必送審，又如不秋後算帳相關人員，充其量，再過一陣子，闖出大禍的鹵莽官員會被調職，就是如此了。其所念茲在茲的解除報禁之類宏偉訴求恐怕仍難成事，大家看看，大家想想，望梅止渴，畫餅充飢，大氣候保守封鎖不變，只不過，日後刪稿改稿，理應不會太過分、太難看、太粗暴。
但如果《南周》抗爭能夠引發他城他報的仿效呢？如果各城各報都有人罷工不編不採，都有人挺身站到報社門外吶喊聲援，會否真的催化報禁解除，如八十年代的台灣，眾聲爭鳴，中國之春，老百姓從此得享言論自由？非常困難。
理由之一是，台灣當年解除報禁是在解嚴的大環境下進行，是解嚴大動作裡的其中一個關鍵環節，伴隨報刊解禁而來的環節，尚有黨禁之棄除，尚有國會之改選，諸如此類。而台灣之變又是八十年代世界局勢之變的其中一個關鍵部分，南韓變了，菲律賓變了，印尼變了，加上蔣經國自知家族成員難以接棒，天時地利人和，諸因碰撞，台灣的開放遂成氣候。中國大陸此時此刻有此條件嗎？看不出來吧？
那麼，看微觀一點，《南周》發難抗爭之事，有沒有可能在他城他報出現？
情況同樣不太樂觀，只因《南周》之勇猛精進亦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總合體，他城他報統統欠奉，實難「複製」。
遠的大氣候是，廣東省從來就是開放改革的先驅試點，深圳只是「經濟特區」，行政制度其實跟內陸幾乎一模一樣，廣州雖然沒有特區之名，書面上的行政制度亦如內陸，但由於有著長遠的開放歷史，政府官員遂有比較包容和進取的「行政性格」，甚至整個城市亦瀰漫強烈的包容氣氛，生猛活潑。廣東人與外省人，誰也不怕誰，誰都不厭誰，如同人有人格，城市亦有她的獨特格調。
《南周》正是包容格調下的產物，多年來她闖過不少禍，但都得到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最高領導「照顧」，書記們還曾多次親自飛到北京向中宣部老闆替報紙求情，如果沒有官員力挺，《南周》肯定難成《南周》。
加挺的人當然不止於官員，更包括《南周》員工。她的編輯記者來自五湖四海，大多是外省的，南來闖蕩江湖，把《南周》視為報界少林寺，既來學藝，亦來明志，希望在此實踐理想或打出名堂。
熱心既高，反叛性格自然合乎比例地高且大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廣州經濟發展熱切，民間商機甚大，又靠近香港和海外，一旦做得不開心，此地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，跳槽去也，到其他雜誌工作，到企業做公關，到電視台做策畫，自設小型公司做行銷顧問，甚至再往南去，到深圳，到香港，到新加坡，繼續求財求夢……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，不必擔心被一份報紙縛死。這便是極關鍵的抗爭本錢，世上畢竟沒有太多人願意做烈士，但因有了後路本錢，即有了抗爭勇氣。
開放的城市背景，人才的江河匯流，經濟的後盾撐持，都是《南周》抗爭的基礎條件，而這些條件皆為他城他報所欠奉，所以他城他報的記者編輯不管如何被「強姦」，都是敢怒不敢言，或只敢於稍稍微言而不敢挺身吶喊。
複製《南周》，只是遙遠的虛幻的美夢。
羅大佑有句歌詞是「野百合也有春天」，是良好願望。李宗盛有句歌詞是「我的春天還沒有來」，是當下現實。從現實看願望，唯有繼續等下去。
（作者為香港作家，見報於2013.01.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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